協會言論

 

女工會總幹事胡美蓮提出 1995 年的《北京宣言暨行動綱領》其一重點聚焦在婦女與貧窮，帶出經濟化婦女參與的觀點，也在其後 30 年促進更多有利香港婦女脫離貧窮的研究。作為研討會最後一場討論，胡美蓮提出將焦點放回在香港的女性人口。單論整體貧富懸殊，胡美蓮指出香港社會貧富差距在最近 5 年急劇擴大，人口最低收入的 10% 與最高收入 10% 的差距由 5 年前的 34 倍擴至2024年的 60 倍。香港作為相對貧窮的社會，她再細緻分出 (1) 經濟活躍人口，即目前有在勞動市場工作 (2) 非經濟活躍人口 ，即目前未有參與勞動市場。胡美蓮強調後者並非沒有勞動，而是他們的勞動是未受薪的，像家務勞動、年長者照顧等。她指這部分非經濟勞動人口的貧窮率上升尤其嚴重，相對 5 年前增加 10%。換個角度思考，疫情使得無酬的家務勞動和照顧工作增加，而主要承擔這些照顧工作的是女性，卻缺乏對她們社會保障。

 

從女工會工作所觀察，胡美蓮形容香港正出現「貧窮女性化」的現象，並非所有貧窮人口均是女性，而是按不同角度去分析貧窮人口，都會發現貧窮人口百分比中女性相對較高。例如，香港最低收入人口接近七成是女性，而最高收入的 7 成是男性。從收入統計數字反映嚴重的性別結構性差距。

 

胡美蓮特別提到女性參與的照顧經濟（Care Economy）遭到忽視。她援引照顧經濟作為社會基礎設施 (infrastructure) 的考慮，並指出政府一向視大型建築或實體設施為基礎，但忽略了像照顧這類軟性的社會基礎服務。她強調這類軟性設施能夠安定人心，使居住在城市的人擺脫貧窮、感到快樂，提高她們的生活水平。反之，她帶出照顧經濟不被重視，造成整體社會生活素質下降，婦女貧窮難以改善。

 

在社區託管服務務方面，胡美蓮提出香港目前有必要設立更多社區托管的服務。她重申社區托兒服務，不只是為釋放婦女勞動力，而是紓援婦女的照顧責任。提供託兒服務也是將育兒肯定為一種社會也要分擔的責任。因為照顧者是要滿足不同的社會要求和期望。

 

近年的零工經濟趨勢，胡美蓮認為這也是造成婦女貧窮的挑戰。目前法例對零工的保障不足、尤其僱主也容易將員工變成自僱者，勞工法例並沒有與時並進修訂，即將修改的僱傭條例由418 改為468 只是換湯不葯，並無改善零工處境。建議可跟國際勞工組織建議訂立標準工時，而不同工時也按比例計算勞工福利，才能對零工工作的婦女作出保障。

 

另外胡美蓮提出另一僱傭保障是以”生活工資”取代”最低工資”才是能有效解決貧窮的方法，讓婦女能夠以工資應付生活所需。

 

胡美蓮質疑目前像倚賴強積金的退休制度，無法承認家庭照顧無酬勞動的價值。沒有經濟收入的家務勞動，在制度上無法得到確認和收入累積。婦女在退休後只能依賴子女供養而過去的照顧勞動就變得亳無價值。

 

被問及國外將婦女勞動納入的案例，美蓮指部分國家將婦女勞動納入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（GDP）考慮，確認家務照顧者的勞動。她又建議香港政府在長遠高齡化社會應該考慮，在財政預算將部分開支撥作支援照顧者，例如﹕提供經濟補貼或社會保險等。與會者又補充指，像荷蘭、奧地利等國家設有退休金供款制度的國家，家庭照顧者需要照顧小孩，無法全職工作，國家仍會把他們無法全職工作的時間計入供款時間，以保障他們的退休福利。加拿大甚至對照顧關係的定義更寬鬆。即使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不存在血緣或貼同居關係，只要照顧者能夠證明照顧關係，也能納入保障考慮。

 

談及香港女性貧窮問題，外勞事工中心（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）社區關係主任唐曉昕，聚焦在香港的外籍家庭傭工（外傭，Migrant Domestic Workers），分享她在機構的觀察和研究。她簡介外傭作為女性在香港所遇到的貧窮困境。她指出全球逾 42% 移民工人是女性，其中家務工有 7 成以上為女性。香港現時約 30 萬外傭，98% 為女性，大多來自菲律賓及印尼。

 

唐強調外傭從事家務照顧的勞動工作往往不被看見。據她們機構在 2018 年統計所得，有近 4 成（約 14 萬名）外傭的工作涉及長者照顧。她們既需要照顧家庭其他成員，包括小朋友、成人，同時又要考慮長者生活與一般成年人不同的需要。她更大膽假設，將外傭工時比例，換算與同樣性質行業的市場價格作比較，她們正為香港市場貢獻 3.6% GDP。儘管外傭為香港如此多貢獻，唐質疑她們得不到理應的勞工保障。她指出外傭目前的工資很低，工資水平是 4930 港元，而在疫情那兩年工資增幅更是被凍結。她又帶出外傭作為外來勞工的處境也十分脆弱，身份、住宿和勞工保障也依賴僱主。她們無法得到體面的居住環境，甚至需要與僱主的家庭成員共用房間。她們也無法自由尋找工作。疫情時，由於防疫限制，使得外傭無法出門放假，長時間與僱主家庭共處也使關係緊張。在家庭工作當中，外傭經常遇到就業安全，例如﹕擦窗等，唐提到新年前後都見到有一些外傭墮樓。唐強調這些高風險工作已被領事館和入境處明文禁止。即便如此，外傭的工作非常依賴僱主的決定，使得遇到職場權力和剝削，也會選擇隱氣忍聲。唐指出這也反映在她們機構的求助數字，目前中心的求助個案每年有 7 至 8 成也與就業有關。她形容外傭在香港從事的是 「3D 工作」– 骯髒（Dirty）、危險（Dangerours）和 不受重視（Devalued）。

 

不像香港本地婦女得到政府的社會福利，唐指出香港外傭既未有香港的勞工福利，同時又無法享用在原居地的社會福利。她們一方面要在外地勞動，將平均每月 2 至 3 成薪酬匯回（Remittance）原居家庭，照料家庭所需，另一方面又要兼顧在香港工作生活的開成。更遺憾，香港菲籍家庭傭工更要支付國民健康保險 PhilHealth 的費用，也是她們在國外無法享用的社會保障。人在異地，她遇上問題亦不易取得協助。唐提及到外傭向領事館求助時，必先要先繳付會費成為僑工成員，只有成員資格才能獲得協助。唐更無奈地指不少外傭在來港工作前，因為申請工作而欠債。面對經濟困難，她們往往更容易因高薪酬的工作招聘廣告而遭到詐騙。

 

在場聽眾也分享她對在地外傭的觀察，她留意不少外傭離鄉別井來港工作前，曾遭受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，「為了守住頭家出嚟做嘢，然後自己本身頭家都守唔住」。惟她感嘆目前香港對於外傭的情緒支援的資源有限，只能依賴有限的外傭同鄉網絡。一些外傭面對原居家庭生離死別的重大轉變，卻無法找到合適的傾訴對象。

 

唐帶出香港外傭面對的結構困境，她們的非正式僱員身份難以在工餘時間自我增值，例如在學校進修文憑。她們只能仰賴像線上課程或義工提供的英語課學習，但途徑也是無法讓他們取得工作所需專業資格。這也使得她們難以脫離現在外傭的工作，在回到菲律賓或印尼等原居地，也不容易找到合適工作。唐後來也補充，外傭因工作壓力與僱主的期望，她們在香港的生活也較難發展自己的興趣，像參與義工、興趣班等。

 

就香港外傭的困境，唐引述之前在曼谷聯合國 Plus 30 的小組會議，建議香港目前需要承認不論在地婦女，還是外籍家庭傭工的照顧勞動價值，「呢個根本問題就係 Care work 唔被 recognize as（承認為）工作。即係我哋叫緊 Domestic Helper，好多人都係會話佢哋唔係一個工人，佢哋主要係幫手嘅」。她認為基於承認的基礎向她們提供社會保障。美蓮後來也補充目前香港外傭制度屬於特首行政命令，「特首鍾意點畀就點畀。一個行政指令就定落嚟，唔需要問外傭，唔需要問用家，唔需要問香港人」，批評制度需要重新審視。她認為外傭的出現承擔照顧工作，讓不少婦女能出外工作。她又指政府目前資助長者，鼓勵聘請外傭作照顧者，同樣也是有助建立照顧者的價值。

 

同樣關注女性勞動的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（女青）亦分享他們就女性貧窮議題的調查結果。Stephanie 指受訪的 1138 個婦女，當中有 73% 認為自己薪酬水平是偏低的，當中 30 歲以下有 89% 覺得「難頂」。 72% 的雙職婦女認為難以去平衡工作和她的家庭，當中年輕受訪者覺得更難。她強調目前香港女性幸福感偏低，當中越年輕越感到無希望。她認為研究雖然沒有數據解釋當中原因，但相信與目前社會經濟和政治氣氛低迷有關。移民潮亦加劇留港子女作為照顧者的壓力，63.5% 婦女表示因照顧者的角色，無奈地選擇減少工時。

 

就男女同工不同酬的問題，同樣在女青工作的 Fiona 補充指香港男性的每月平均收入達 24000 港元，而女子的平均收入只有 17000 港元。這個收入差距隨着 30 歲以後急劇擴大。Fiona 強調數據背後隱藏着很多原因，像「老奉搵女性做照顧者」婚後需要擔任照顧者角色等。她也指目前女青正計劃中港台兩岸三地華人為主的跨社會比較，了解婦女幸福感，並期待之後再分享。

 

講者分享過後，聽眾反應踴躍，提出不同問題，分享在港從事女性研究和倡議工作的感受和經驗。參加者感慨 「北京宣言」30年過去，當初她們積極倡議和推動性別觀點主流化，香港婦女的貧窮、地位和貧富懸殊問題仍然未見明顯改善，甚至慨嘆比以前更差。她認為家庭照顧者、家務助理和外傭等均也出於這個問題，「我哋政府在 20 年前開始不斷推家務助理。家務助理個啲職位是係點？頭先講根本咩都無的，連職業健康都無」。

 

關於女性貧窮，也有聽眾觀眾詢問近年女性遭到投資或網絡詐騙的個案增加。美蓮回應指女性受騙很多時候因為騙徒能夠取得她的信任，也使她反思這是否與部分女性人際關係脆弱有關。在場也有聽眾分享她從事多年勞工和外傭組織的經驗，認為女性組織除了取得資助以外，自主合作同樣重要。她分享 Asia Migrant Credit Union 的實踐 Co-op 的經驗，她們自組信用合作社（Credit Union）存入自己的儲備，形式自由參與，不像向銀行或僱主儲貸需要抵押，只需繳付 1% 利息。她又指外傭回印尼、菲律賓難以靠積蓄獨力創業，但累積女性的資本或是一種民間經濟的可能。

 

在研討會接近尾聲時，分組討論會主持宋婧總結強調今天的討論不只帶出「貧窮女性化」（ feminization of poverty），進一步強調「照顧女性化」（feminization of care）的問題。她便提出「全球照顧鏈」（global care chain）造成外傭女性照顧着他人的孩子，但無法照料自己的孩子。她分享另一個觀察是，中大社會學的研究發現香港的外籍勞工（Migrant Workers）不只在職母親，也有非母職的勞工，而比例各佔一半。因為母職的身份，使得兩者的移動軌跡不同。作為母親的外傭照顧家庭而重複往來香港工作，而非母親的外傭多是年輕的。她指隨着外傭接替了原本母親的家務勞動，但未真正讓女性從母職的照顧角色解放。隨着平台經濟出現，越來越多女性選擇參與兼職勞動。她認為零工經濟讓她們能得到收入，但自僱、非正式的工作狀態帶來挑戰。

 

作為學者，她呼籲指大家繼續關於研究和關注香港本地女性的勞動議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