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婦女中心協會(沒有簡稱) 常設婦女求助熱線服務、婦女免費法律諮詢及離婚支援服務，長期跟進離婚婦女及單親家庭需要。2018至2020年期間，婦女求助熱線服務接獲2683個來電，來電者主要為30-59歲（78.2%）、已婚（50.6%）及全職女性（34.1%）。最多來電者求助的問題為：精神困擾（51%）、婚姻及同居問題（47.3%）及法律問題（46.1%）。
兩年來共有187個來電涉及家庭暴力，單是2020年1月至3月便接獲34宗家暴相關求助，相較上一年同期的16宗，上升逾一倍。七成以上致電熱線的家暴受害人曾面對肢體暴力，四成七涉及精神虐待，兩成同時遭受以上兩種的暴力對待。值得注意的是74%的求助人表示不只一次遭遇家庭暴力。
本會整理了前線社工接觸到的家庭暴力求助個案資料，將2019年4月至2020年1月對比疫情下2至3月進行分析。發現疫情下的家庭暴力個案求助人士，只有三成報警求助，而最終並沒有施虐者被檢控。家庭暴力個案中有56%為本地出生，較疫情前36%高出一成。因疫情及社區隔離措施，個案表示遇上求助困難，例如未能及時獲得資訊和援助，加上法庭暫停服務以致申請法律文件及申請綜援受阻等問題。
疫情下求助無門 憂慮個案數字被低估
為防止疫情擴散，政府部門及學校等公共服務受阻或關閉。對比2018-2020年度家暴受害人之求助途徑，約15% 向政府部門如警署及房署求助，相較疫情期間只有6%，下跌一成。求助熱線的家暴受害人近四成半曾向非政府機構求助，三成受害人曾向親友求助。官方求助數字則未有更新，社會福利署「保護兒童資料系統」和「虐待配偶 / 同居情侶個案及性暴力個案中央資料系統」網頁所公佈的最新統計數字為2019年新呈報的個案，數字未能夠反映疫情下的情況。
對於入住庇護中心的憂慮
根據疫情下的求助個案顯示，只有一成三入住庇護中心，較過往的近三成低一半。有個案表示不清楚庇護中心的服務資訊，也有人表示擔心庇護中心居住環境，需要共用居住設備，憂慮傳染風險。有個別的庇護中心因衛生管理措施而限制入住者外出，導致入住者無法上班而放棄入住。本會注意到疫情影響家暴受害人原有求助途徑如學校社工、警方等，延後介入時間，導致官方呈報數字被低估。
主婦及全職人士各半 非領取綜援人士
疫情下家暴求助人有九成三為非綜援受助人，約四成為主婦，另外四成為全職或自僱人士。由此可見，經濟環境與是否出現家庭糾紛並無關係。
可是，案主能否暫離家庭取決於個人是否經濟獨立及資源提供的情況，但現時香港的社會保障以綜援的基本網，申請資格及審查以家庭為單位。對於面對欠缺經濟能力的家暴受害人而言，在沒有任何經濟保障下，實在難以離開。
個案 Mabel : 報警反被告打鬥 求助處處碰釘
Mabel (化名) 已婚多年，育有兩名小孩，婚後遭受丈夫多次暴力對待。Mabel初時被虐打後感到無助，曾經聯絡社會福利署求助，社署社工指案主需要保護自己及孩子的人生安全，但報警及驗傷屬其個人決定。
在疫情期間Mabel再次因丈夫施襲而身體多處受傷。Mabel輾轉聯絡上社會福利署保護家庭及兒童課。負責社工因疫情期間未能與案主會面，在電話中已為案主開案。Mabel於是自行前往報警並驗傷。在完成錄口供等程序後，警方聯絡Mabel表示若她繼續追究丈夫行為，她將會被共同起訴打鬥。這令Mabel大感驚訝及莫名其妙，沒想到自己是受害人卻反被指控。
報警後，Mabel為了保護孩子安全而欲立即離開居所，並尋求社工協助。她花上超過兩日時間才能聯繫社工，社工回覆指因為疫情期間在家辦公，但亦有回覆。輾轉間Mabel於報警後約一星期才被安排入住庇護中心。經歷這次家暴後Mabel決意離婚，詢問社工有關離婚的程序，社工卻以「不知道」、「不清楚」、「幫你唔到」回應。同時Mabel希望與年幼子女有容身之所，向社工查詢住屋申請安排，社工指Mabel不符合體恤安置的條件，亦沒有詳加解釋，令她大感絕望。
疫情下Mabel帶著孩子四處去政府部門求助，亦會擔心孩子受感染。同時，疫情下公共服務受阻，社工冷漠回應，Mabel需要自己尋求法律援助處協助，她曾經致電查詢電話均未能接通，而她亦未能在網頁上亦找到更新的辦公時間，令她多次上門求助都「碰釘」，可見疫情下求助更見困難。
個案Amy: 申請綜援受阻 缺乏資訊支援
Amy(化名) 結婚三年，丈夫患有情緒病，婚後經常出現操控行為，阻止Amy外出工作，偶然更情緒失控。疫情期間，丈夫仍需要出入醫院，Amy提示對方注重衛生，形成緊張關係。事發時Amy提示丈夫衛生措施，對方突然情緒失控，Amy被丈夫以家具襲擊受傷，當時她沒有求助。其後丈夫失控，Amy憂慮情況惡化決定報警求助，警員上門指對方有精神病前科，因此送院處理。
Amy在飽受困擾下曾向多個社福機構求助，包括不同的熱線服務，可是所接受的服務均以情緒輔導為主，欠缺實質服務支援。在經濟困難下，Amy 向社會保障部申領綜援，卻因為丈夫正領取個人綜援，職員要求她先離婚才可申請，令她大感困惑。疫情下家事法庭服務暫停，令Amy根本無法申請任何証明，更不明白在如此緊急的情況下自己也得不到任何援助。
在困境當中Amy出現輕生念頭，致電本會「婦女求助熱線」後獲轉介到庇護中心暫住。 Amy回顧求助過程，她嘅嘆「從來都無人同我講過有庇護中心，如果唔係一早走左，唔洗忍咁耐」，對於服務資訊不流通，令她承受更多煎熬。
政策建議
針對全球疫情下的家庭暴力上升趨勢，聯合國婦女署及聯合國兒童基金均提出建議予各國政府採取措施，期望避免在疫症期間的「家庭暴力大流行」。本會建議政府及社會關注家庭暴力情況，加強支援服務，預防家庭悲劇發生。
- 為受害人提供住宿選擇，資助家暴受害人租住酒店作過渡
參考海外多個國家，抗疫援助方案計劃包含支援家暴的措施。例如加拿大政府向女性庇護中心和性侵犯中心撥款5000萬加元。 法國政府為反虐待組織增撥110萬歐元，其中包括提供20,000晚酒店住宿費用，為受害人提供暫時安全居所。意大利、奧地利和德國相繼落實，在檢察官裁定家庭暴力情況下，施暴者必須離開家庭，保障受害者安全。
本會建議香港政府增撥資源予庇護中心及婦女組織，資助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子女暫住酒店及生活費，以便作長期跟進。
- 設立危機家庭緊急求助基金
目前政府的抗疫防疫支援經濟措施以支援企業及就業人士為主，忽略無酬勞動者及非家庭支柱者的需要。當中家暴、蘊釀離婚家庭之需要更為複雜，一方面配偶之間的財產尚未處理，加上法律程序涉及許多開支，而申請法援及家事法庭的個案輪候時間平均長達半年或以上，期間家暴受害人面對的經濟壓力不言以喻。
本會建議政府設立危機家庭緊急求助基金，一併處理面對危機狀況，例如家庭暴力、監禁、工傷、突發意外等。補足單靠個別一次性基金補助的不足，同時成為求助的明確窗口，並轉介到適切服務作出跟進。我們建議危機家庭緊急求助基金透過半年的資助，協助家庭過渡危機，同時減少求助人需要落入綜援的長期扶助。
- 擴大服務流動性，增加信息共享
從個案及前線同工反映，社會隔離措施下，原有常設的求助和獲取資訊的途徑被削弱，求助個案主要依賴報警求助。然而，家庭暴力涉及複雜的家庭關係及心理狀況，許多個案猶豫舉報，擔心檢控施虐者或影響子女的前途。
因此我們認為多元求助方法十分重要，加強社會服務機構聯繫，加強熱線服務聯繫。就社區層面而言，可參考法國以臨時開設(pop up)的形式，在社區裡提供詢問及支援服務，如婦女經常出沒的街市及雜貨店。甚至在藥房、外賣服務等設置暗號，協助及早洞悉受虐人的需要。通過針對鄰舍及親友的教育，即時提供資源予有需要的人。在科技上可參考英國等地，以手機應用程式協助婦女更容易獲得服務。
- 促進家事法庭現代化 修改相應法例
在疫情過後，我們可以預視法庭案件囤積情況更為嚴重。本會建議參考澳洲修改家事法，使司法系統能夠更有效地應對疫情期間的案件。例如提供網上申請途徑、制定新法例加設罰款，提高阻嚇力。目前本地正試行視像法庭，我們建議將視像及網上服務進一步拓展到家事法庭，以加快案件處理，減少對個案家庭的影響，避免長時間法律程序造成身心煎熬。
